香港一直都有一些人，總愛用一些文革時代用語去形容對方的做法，如：對方口誅筆伐，他們會說成是「批鬥」；對方小題大做，他們會說成是「上綱上線」；對方標籤化另一個人，他們會說成是「扣帽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便會知道這是過去傳統右派攻擊左派的慣技，這樣做能勾起他們對於文革時代的記憶，從而點燃部分人的懼共情緒。
到了後來，這一套先後被泛民中人、某些自稱中間派，或者標榜自己是溫和建制派的人仿效，以此達到一種將對方標籤為「左」的效果。然而，被批評的人真是「左」嗎？往往不是，這些人可能只是信奉樸素的愛國主義，骨子裡擁護着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着資本主義制度，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都不懂，即使被批評的對象是內地人，通常都是改革開放的支持者，不認同甚至不會認識文革時代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換言之，如果某些人口中的「扣帽子」，是指對方隨意以陰謀論或標籤化方式冤枉另一個人的話，動輒批評對方「扣帽子」這一行為本身，亦是一種借機冤枉對方是「左」的「扣帽子」行為。以所謂香港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的會稽山為例，以他過去對「與病毒共存」的立場，他會為上海疫情失控說好話，又或者是為張文宏被部分人痛批而鳴不平，實屬可以理解，但是硬要把上海和張文宏被罵慘，說成是什麼「扣帽子」、「文革式的批鬥」，其實也是在扣批評者一頂「左」的帽子。
其實，上海爆發疫情會被痛批，原因跟香港疫情失控被痛批一樣，主因並非爆發疫情並造成疫情外溢，影響到其他省市市民本已復常的生活，因為其他省市過去亦曾爆發疫情而造成疫情外溢，但是網絡上卻出現甚少批評之聲。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上海和香港一樣，抗疫上嘗試另搞一套，當時還曾自詡做得不錯，但是轉過頭來便破防，破防後仍想繼續另搞一套，結果是疫情進一步惡化並且造成外溢，自然引來批評和不滿之聲。
至於有人在上海疫情大爆發後，仍去說什麼「不體諒上海為國家探索抗疫的第三條道路」，這只會進一步挑動受疫情外溢影響的地方居民情緒。先不論上海或香港作為地方城市，所謂的摸索或拿自己做試點，本來應事先獲中央授權，這個所謂摸索若成功，最先受益者難道真的是全國其他省市，而不是當地經濟嗎？更重要的是，如所謂摸索真是「為國家」，又有從全國一盤棋去考慮，難道沒想過摸索失敗，結果不會只是一地爆疫，還有機會外溢令其他地方受害乎？
當然，有人說疫情防控應該理性討論，這一說法絕對正確。可是一直以來，卻從沒看到主張所謂「共存」之人，能列舉「共存」的感染率比「清零」低或至少一樣，最多只會說病毒變種為omicron後，感染者重症率和死亡率已經降低，而公立醫療系統會否被擠兌，或新冠後遺症的問題，則選擇避而不談。更重要的是，現在的問題根本不是在討論抗疫上應否另搞一套，而是不論香港和上海，都已用實際上先行另搞一套，兼且已經玩脫了嘛？你叫受疫情外溢影響的居民如何冷靜、理性？
最後說說「病毒帶路黨」是否所謂「扣帽子」的問題，其實這種說法跟「左」並不沾邊，當然有人口中的「扣帽子」是指以陰謀論或標籤化方式冤枉另一人，那便要看對方是否真的被冤枉。例如沒有證據，單靠陰謀論便懷疑對方收受了利益，這自然是某人口中的冤枉好人，但是有些所謂的「帶路黨」，往往未必是因為利益，而是因其三觀影響，於是做出「帶路」行為，這便要看對方過往言行，以及其言行有否造成客觀效果上的「帶路」效果了。
是故，美國近年來才會這麼熱衷於研究甚至發動「認知作戰」 (Cognitive warfare)。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定義，「認知作戰」是指利用爭議訊息，破壞社會既有網絡及深化對立，而在「認知作戰」實踐中，有些人往往在主觀上未必有心成為「在地協力者」，而是先有其他「在地協力者」帶節奏，結果成功被忽悠，最終不自覺或不小心地成了「在地協力者」的幫兇。
如此一來，中國或香港的抗疫問題上，究竟是否有人或勢力在發動「認知作戰」，透過各種方式激起抗疫模式的爭論，從而激起某些人的抗疫疲勞情緒，或者激起某些人對某些抗疫手段的反感，從而深化社會上的對立？當中又會否有人因為各種不同的誘因，不自覺地成了「在地協力者」的幫兇，最終在客觀效果上成了「病毒帶路黨」呢？答案其實真的是不言而喻。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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